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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过是个普通的白领。和众多人一样，在生活中我有着户口本上的名字，一进入工作圈我就成了sandra，为这个名字老妈始终不满意：“我生你是两只手的人，怎么上了班变成‘三爪’啦？”没办法，读音如此。
其实我原本不叫“三爪”的，小时候上英语课谁没起过两三个英文名呢？早先老师叫我linda（琳达），到了中学因为班里重名改叫lily（莉莉），结果大学还跟人重，就变成了tina（缇娜）。等到我毕业过五关斩六将考进现在这家外企时，公司里有三个琳达两个莉莉，而我的主管正好叫缇娜。
“再好好想一个英文名吧，特别一点的，不容易跟人重。”同事这样劝我。
特别的？我心一横：“zero怎么样？够特别吧？”
“zero？zero！”俺的领导瞪直了眼：“我们做销售的，你叫zero（零）？”
天，还要讨这一层的口彩！我郁闷得只好拿着英文字典翻常用人名，翻来翻去看见eda，一看够简单也没人用，就是它了。
这次领导倒没异议，可是好几次几个男同事叫我的名字时都很促狭。同事丽萨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跟我说：“算了，这名字不好，他们都说谁会给自己起这么倒霉的名字，eda(艾达)，挨打啊！”
起个洋名这么“杯具”的，有木有？有木有啊！
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之后，我心里的民族自尊心强烈抬头，谁说在洋行里做事就非得用洋名的？我偏不，就用中国名咋的？
呵呵，我的中文名很特别，老外真是念不来啊，每次开会，洋主管洋同事们一提到我就打磕巴：“那个L……L……K……K……”从此我叫L小姐。
可是好景不长。公关部的主管杰夫是个酷爱给中国女孩起名的老外，每次到酒吧和女孩搭讪的时候，他总像点兵点将一般指着眼前花枝招展的姑娘们：“你是珍妮弗，你是萨拉，你是玛丽琳……”某天他当着很多人对我说：“你是三爪（桑德拉）。”我说：“为什么？”他不容置疑地答：“没有为什么。”
“三爪”叫起来果然顺口，无论我怎么顽抗，越来越多的人都习惯叫我“三爪”，连国外总部的人发邮件打电话都找“三爪”，我自称“L”倒没人知道了。没办法，谁敢跟工作过不去呢？我只得接受“被命名”。
名字的误会，说起自己是“杯具”，说别人那就是“洗具”。
我们市场部有两个洋同事，总是同进同出好得跟哼哈二将似的，特喜欢跟新同事介绍自己：“嗨，我是Ben！”“我是Dan！”每次见他们介绍自己，我们忍笑都快忍出内伤了，“我是笨”“我是蛋”，你能不笑吗？
看过《杜拉拉升职记》的人都会记得她老板的名字“何好德”，这是从霍华德转换来的中文名，不过不是每个老外起中文名都起得这么巧的。某高管初到中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简直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他觉得自己应该有个中文名，印成中文名片能与中国人亲善，于是发动我们为他想一个意思好、写出来漂亮的名字。此君名字念出来类似“伊万”，于是我们精心炮制了“依凡”、“逸帆”等供他选择，结果他直摇头，最后郑重向我们宣布了他的选择—“亦番”。这，虽说我国过去把八国联军叫“生番”吧，但这名儿，若不是太过谦逊，就是太招摇。
近年来不知是不是大国崛起的影响，俺们洋行又时兴把洋名写成中国字，香港和上海的同事引领风骚，传真邮件上署名“史黛拉”、“史泰西”，我们那帮男同事看着总是一脸坏笑。最可爱的是一位香港同事，胖胖的，叫Jackie，每次认真地写着自己的名字“积奇朱”，念出来让人爆笑不已，“机器猪”。她却憨憨地跟着大家笑。
名字对我们来说，已然成为一个很欢乐的素材。报告一下，如今我们流行混搭风，刚刚丽萨推门叫我：“三总，骂总来电话说蝎总和他在楼下等踢总开会，打不通踢总电话让你叫她。”
总，乃我们之间不分长幼的尊称。三总当然是“三爪”我，骂总、蝎总乃客户的市场总监马克和希洛是也，踢总，正是我们那位又跟我重名又不让我叫零的缇娜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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