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了我们的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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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每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已经突破了700万，其中约有300万找不到工作。对此，有人将之归因于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然而，和陷入金融危机的许多国家不同，中国号称“世界工厂”，按说应该有大量的工作机会，一些薪金高、福利好的岗位也应该很多。可是，为什么不论是大学应届毕业生，还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求职者，都感觉好工作越来越难找呢？

好工作之所以越来越难找，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滑过“刘易斯拐点”。

195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存在着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是传统生产方式的“维持生计”的部门，一般以农业和农村为代表；另一个是现代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和城市为代表。

一开始，农业人口很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个时候，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略高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会从农村进入城市，涌入工业部门。于是，工业部门开始扩张。只要还存在足够多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就不需要给工人提高工资，因为劳动力供给很充足。

但是，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被不断扩大的工业部门吸收完的时候，工厂的老板会猛然发现，要想招到足够的工人，就必须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因为，这时候他需要和其他工厂争抢工人，而不是只给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就可以了。工资水平从停滞不动到陡然上升的转折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从剩余向短缺变化的转折点。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把工资涨到足够高的水平，就招不到合适的员工。

最近几年，我国沿海工厂集中的地区频频出现“用工荒”，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就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

可是，如果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正在来临，这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才对，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是大量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或者只能从事薪水较低、自己不满意的工作呢？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待“刘易斯拐点”：一个是普通的制造业劳动力的层面，另一个是高学历劳动力的层面。

我国的工业以服装、机械设备等制造业为主，需要的工人主要是学历、技术不太高的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供给的确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从剩余转变成缺乏的状态。

那么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来说，面对“刘易斯拐点”的挑战，它们会怎么应对呢？第一个方案是提高工资待遇，吸引工人来自己的工厂。第二个方案是把工厂的业务搬迁到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地区，那些地方的工人工资还比较低，工厂可以支付得起。

事实是，面对“刘易斯拐点”的冲击，我国沿海地区的许多工厂已经逐渐采取了第二个方案，把业务搬迁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去做。

那里的工资有多低呢？2014年我国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800多元，而如果把工厂办在越南，每个月800元已经是当地很不错的工资水平了。

除了工资之外，工厂还要负担许多成本，比如税、工人的社保、环境整治费用等杂费，在这些成本方面，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都比我国有更大的优势。在越南的胡志明市附近，一些著名的国际品牌已经扎根，比如耐克、阿迪达斯等。而在成本更加低廉的柬埔寨，日本和欧洲的许多企业都在那里开厂。业界把这种趋势戏称为“MADE IN CHINA+1”，意思是把工厂开到中国以外的国家，这样可能更赚钱。

就连我国自己的企业也开始照搬这种方式，把一些工厂迁移到国外。

这样做，对中国国内的就业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呢？很显然，最大的影响就是工作岗位，尤其是中高层职位无形之中减少了。

由于连年扩招，高学历劳动力的供给十分充足，但由于工厂搬迁到国外，和工厂相关的一些中层乃至高层职位，自然有一部分会由国外的当地人来供职，所谓的好工作的机会也就减少了。而从“刘易斯拐点”的角度看，高学历劳动力还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工资平稳期，他们与老板议价的空间并不大。为此，他们的就业前景自然变得更差。

不要以为只有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不好找工作，放眼全球，欧美各国的年轻人日子也不好过。自从几年前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年轻人的失业率竟然达到了50%左右，一半的年轻人没工作，令人瞠目结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也都在20%左右。在失业率居高下不的国家，很多人已经不奢求能够有一份好工作，能有份工作都已经是令同龄人羡慕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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