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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言】
周洪宇 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从2004年起多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反就业歧视立法提出议案。
隐性歧视更应警惕
新京报：怎么看待国家机关招录公务员也存在歧视？
周洪宇：国家机关应当模范地遵守法律。不过公务员法里并没有什么歧视的规定，这几年的立法也都比较注意这个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在法律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歧视，主要是招录的实际过程中会有这个问题。
前几年我去北京市的人力资源市场调研，会场写得很明显的五官端正、气质佳，有的写明只招北京户籍的。
现在这种现象少多了，困难之处在最后决定招录谁时根据内心的标准淘汰。这种歧视出于多种考虑，比如性别，可能有的单位女性比较多，继续招会觉得工作不好开展，有些事情更希望用男的来做。
新京报：这是隐性的歧视，但学者们发现也有制度性的歧视，比如对公务员招录设定年龄的35岁上限，没有证据证明35岁以上的就不适合做公务员。
周洪宇：可能是招录部门会有自己的考虑，公务员有个实际问题，比如一个人去做公务员，他要考虑你的发展问题，35岁还是个普通科员，那你什么时候做副科长、什么时候做科长、什么时候做副处长、什么时候做处长，现在一般来说40岁以上不考虑副处长，过了45岁才考虑正处长，但年轻人总要进步的，没人在进来的时候会说我一辈子就做科员，单位也会考虑，你进来时候35岁是科员，处长可能也是35岁，这个关系怎么处理？一个年龄和他差不多的领导他，心理会不平衡，工作就会有矛盾，这既不利于工作，也不利于他个人的成长，与其这样，还不如招年轻的。
反歧视需审查机制
新京报：目前对于就业歧视的界定、就业歧视的审查，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周洪宇：确实没有就业歧视的审查机制，没有就业机会平等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现阶段反就业歧视，除了学者们提的废除制度性歧视外，我觉得重点应该放在尽快推动建立就业歧视的审查机制，或者自己组织一部分人民间性地先成立起来，产生一定作用后，由政府授权给它来承担这个职责，如果等政府自己建立机构、争取编制，时间会更长。
新京报：其实现在中国对于反就业歧视，真正理解的人并不是很多。
周洪宇：反就业歧视与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程度、与社会大众共识的形成都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中国社会，人口这么多，理念的转变、组织的发展、机制的完善，都有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没有几十年的努力，不可能比较容易地建立起来，需要几代人不断地推动。
需为反就业歧视立法
新京报：上一届代表时，你连续提反歧视立法议案，这一届为什么不怎么提了？
周洪宇：不是不提，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其实是在这一届当代表时，直接和法制办的负责人说起这事，因为就业促进法出台时间不长，一般出台一个类似的法律法规还有一个过程，就业促进法中已经吸收了我反就业歧视的意见，等实施一段时间后，如果积累的问题比较多，类似的问题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不能解决，才有可能把反就业歧视立法提上日程，否则没有哪个部门会提出再制定类似的法律法规。
不过我认为就业促进法和反就业歧视法并不矛盾，它们不是对立的，也不是互相包容的，而是部分交叉的关系，就业促进法是正面促进就业，里面有反就业歧视的内容很好，但是反就业歧视法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对就业的歧视现象，如果有个专门的法律法规更好。职场贴士：桌面上杂乱的文件、记事本，电脑上厚厚的尘土，乱丢的签字笔，会让一切看上去都毫无头绪，负面的情绪稍一累积，就会勾起惰性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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