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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文学批评的成就和局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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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位着作等身的文论大家,米勒对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米勒文学批评成就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摘要:文学批评是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文学理论的实战演练场。他在长达六十年的批评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观。本文力图从三个方面对其文学批评观进行论述。首先,米勒批评观的形成与其对文学语言和文本的独特认识密切相关:在他看来,文学是“世俗的魔法”,召唤读者和批评家进入文本;文学是施行语言,不仅具有描述功能,还具有施行功能,它在带领读者和批评家走进超现实世界的同时,重新建构着现实世界;文学是异质性和修辞性的语言,因而批评家很难对文本做出统一的、最终的解释。其次,在不同的理论时期,米勒对文学批评表现出不同的认识:受到新批评的影响,细读成为其进行文学批评的基础;意识批评与解构主义批评时期,追求作品内在的异质性,成为其两个不同批评阶段的重心;言语行为理论时期,将揭示文本中的真相作为其文学批评的目标。最后,米勒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首先,无论何种时代何种语境,文学接受者都应当坚持细读原始语言;其次,接受者要发现文本间的重复纽带,构建起文本丰富的意义结构,从而使文本意义不断增殖;最后,文学接受者应当打破传统批评以寻找作者意图为目的的观念,以文本为依据,创造出丰富的意义。因此,其文学批评观的积极意义在于为读者争取了更多自由阐释的空间,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富于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关键词:希利斯米勒;文学批评观;解构主义批评;细读;重复

  引言

  希利斯·米勒生平及其代表作

  J.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1928-),是美国最着名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出生于美国的弗吉尼亚州,1944年进入欧柏林学院(OberlinCollege)物理专业学习,在大学二年级时根据自己的意愿转入英美文学专业学习。米勒称这一人生转折是“真正的神意或‘呼召’”①。他认为他的一生最需要做的就是“阅读文学、教文学和围绕文学而写作”②。事实也证明了他这一决定的正确性。1953年,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HarvardGraduateSchoolofArtsandSciences)毕业后的米勒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任教,1964-1967年间担任该校英文系主任,1964-1972年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在霍普金斯大学执教期间,米勒与意识批评的代表--乔治·布莱(GeorgePoulet)相识。与布莱的交往,使米勒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转变,其批评观念由新批评转向意识批评。1972年,米勒离开霍普金斯大学,去往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任教,在此期间,米勒与同在耶鲁任教的保罗·德曼(PauldeMan)、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H.Hartman)接受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解构主义理论,并将其运用到文学文本的批评实践中,在美国掀起了解构主义批评的浪潮,被学界称为“耶鲁学派”(TheYaleSchool)。1986年,米勒与德里达一起赴加利福尼亚大学尓湾分校(UniversityofCalifonia,Irvine)任教,在那里继续他们的理论研究之路。同年,由于米勒对美国文论发展的重要贡献,被北美现代语言协会(MLA)推选为主席。2005年,米勒成为该学会“终身学术成就奖”的获得者。2011年,米勒又获得了加州大学的“帕努奇奖”,该奖项是专门为表彰退休后仍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学者而设立的。由此可见,笔耕不辍的米勒对文学研究事业的极大热忱。

  迄今为止,米勒从事文学研究事业已长达六十年,其间他有20多部专着、7部编校、227篇论文发表,这些论作充分体现了其在文学批评方面的重要成就和思想转变。

  米勒的文学批评生涯共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转变。首先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勒受到乔治·布莱的影响,放弃了在大学时接受的新批评理论,转而倡导意识批评。在这一阶段,他主要运用现象学意识批评的方法分析解读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作品,完成了《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CharlesDickens:TheWorldofHisNovels)(1958)、《上帝的消逝》(TheDisappearanceofGod:FiveNineteen-CenturyWriters)(1963)、《现实的诗人:六位20世纪作家》(PoetsofReality:SixTwentieth-CenturyWriters)(1965)、《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TheFormofVictorianFiction)(1968)、《托马斯·哈代:距离与欲望》(ThomasHarcfy:DistanceandDesire)(1970)等论着。

  第二次重要转变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米勒受到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由原来的意识批评向解构主义批评转变。论及此次转变就不得不提到《日内瓦或巴黎: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一文。《日》文从开始写作到最终完稿,共经历了七年的时间。文章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乔治·布莱理论的评述,第二部分则是对布莱理论的解构,这篇文章体现了米勒由意识批评到解构主义批评的思想转变历程。在转向解构主义批评后,米勒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着述解读十九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品,如《作为寄主的批评家》(AstheHostoftheCritics)(1977)、《小说与重复》(FictionandRepetition:SevenEnglishNovels)(1982)、《语言时刻》(TheLinguisticMoment)(1985)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米勒追随德里达的脚步,将言语行为理论引进文学批评领域,探究文学话语对现实世界的变形和重构。此间,他完成了《阅读的伦理学》(TheEthicsofReading)(1986)、《皮革马利翁的各种版本》(VersionsofPygmalion)(1990)、《描图学》(Topographies)(1995)、《黑洞》(BlackHole)(1999)、《他者》(Others)(2001)、《文学中的言语行为》(SpeechactsinLiterature)(2001)、《文学死了吗》(OnLiterature)(2002)等论着。在这些批评作品中,米勒分析了文学语言以言行事、用词语构建新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塑造新的生活范型、引导人们走向新生活两大功能问题。

  综观,在目前米勒已出版的20多部作品中,除了《解读叙事》和《文学死了吗?》等着作专门探讨文学理论问题外,其余的着述均在解读具体的作家作品。即使在这两部着作中,也不乏对具体文本的精彩分析。由此可见,米勒的文学研究活动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阅读和批评上,因而对于文学批评活动,米勒也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希利斯·米勒研究现状

  (一)米勒研究在西方:

  作为一位着作等身的文论大家,米勒对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在解构主义理论于美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文本理论的发展也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在西方文论界对米勒的研究从未停止过。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几十年来,国外专门讨论米勒的论作有300多种。如此繁多的论作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是讨论米勒意识批评观念的论作,如裘得·奥索渥斯基(JudyOsowski)的《形式的结构概念:罗兰·巴特、乔治·布莱和希利斯·米勒》(TheStructuralistConceptofForm:RolandBarthes,GeorgePoulet,andJ.HillisMiller),萨拉·哈拉瓦(SarahLawall)的《意识之批评:文学的存在结构》(CriticsofConsciou:TheExistentialStructuresofLiterature)等。

  第二类是讨论米勒解构主义批评观念的论作。这类论作可根据是否承认米勒的解构主义立场分为两类。第一类,承认米勒是解构主义的典型代表,并否定以米勒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批评。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是艾布拉姆斯(M.H.Abrams)。1976年《批评探索》(CriticismandExploration)第三期同时刊发了艾布拉姆斯的《解构的天使》(TheDeconstructiveAngel)和米勒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AstheHostoftheCritics),此次刊发将人文主义文学批评与解构主义批评之间的论战公开化。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艾布拉姆斯认为米勒是解构主义的典型代表,并批判米勒所代表的解构主义批评是一种虚无的、沉浸在文本中的自由嬉戏,最终只能在渺无极限的自由嬉戏中解构自身。第二,质疑米勒解构立场的坚定性。持这类观点的批评家有威廉姆·凯恩(WilliamCain)、道那德·皮斯(DonaldPease)和文森特·皮科拉(VincentP.Pecora)等。他们认为米勒的解构主义理论中保留着传统理论的成分。因而其解构主义立场摇摆不定,解构主义理论表现出种种不完备性。

  第三类是讨论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的论作。如伊蒙·邓恩(EamonnDunne)的《J.希利斯·米勒及其解构主义之后文学阅读的可能性》(J.HillisMillerandthePossibilitiesofReadingLiteratureafterDeconstruction),维森特·B.莱切(Vicente.BLecce)的《解构和伦理学》(DeconstructionandEthics),胡斯曼(Hussman)的《作为行为的文学》(LiteratureasConduct),罗伯特·斯考莱斯(RobertScholes)的《解构的哀婉词语》(ThePathosofDeconstruction)等。其中爱尔兰学者伊蒙·邓恩的《J.希利斯·米勒及其解构主义之后文学阅读的可能性》分析了米勒的阅读策略和方法,包括重复式阅读、赋格式阅读和作为言语行为的阅读等,对研究米勒的阅读伦理观有重要意义。

  另外,还有对米勒所发表论着的评介性着述。如由西班牙文学理论家曼努埃尔·阿森西(ManuelAsensi)撰写的《J.希利斯·米勒之交互阅读》(J.HillisMiller;or,BoustrophedonicReading)对米勒之前所发表的论着进行评介,揭示了米勒论着中贯穿始终的对文学文本异质性的迷恋。此后,也涌现出许多评介米勒论着的作品。如由朱利安·沃弗雷(JulianWolfreys)主编的《J.希利斯·米勒读本》(TheJ.HillisMillerReader)(2005)收录了米勒的22篇论文以及对这些论文的15篇评论。其中涉及到维多利亚小说、二十世纪作家、阅读伦理等方面。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由芭芭拉·科恩(BarbaraCohen)等主编的《对阅读的挑战》(ProvocationstoReading),其中收录了研究米勒的11篇论文以及德里达评价米勒的文章。这本文集对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二)米勒研究在中国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的文学理论界开始对米勒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其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译着类,其中包括整本的译着,如由申丹翻译的《解读叙事》(2002),由秦立彦翻译的《文学死了吗》(2007)以及由王宏图翻译的《小说与重复》(2008)等。另外,还包括学者汇编的论文集译着,如由郭英剑等翻译的《重申解构主义》(2000)收集了米勒的13篇论文。由易晓明汇编的《土着与数码冲浪者:

  米勒中国演讲集》(2011)收集了米勒的10篇论文、1篇学术自述、2篇访谈和2篇研究论文。由我国台湾学者单德兴汇编出版的《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1995)收录了米勒在台湾讲学期间的4篇演讲,集中反映了米勒将阅读伦理与言语行为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成果。

  其次是国内学者研究米勒的着作:如肖锦龙的《意识批评、语言分析、行为研究--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批评之批评》(2011)以米勒的文学批评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了米勒对七部小说的批评方法,对米勒文学批评的成就和局限进行了阐述。申屠云峰与曹艳合着的《在理论和实践之间--J.希利斯·米勒解构主义文论管窥》(2011)从异质的语言、阅读的伦理学、非线性叙事学和全球化下的文学研究等方面深入地分析了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秦旭的《J.希利斯·米勒解构批评研究》(2011)论述了其从早期意识批评中的解构端倪,到集其解构思想之大成的解构主义批评和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直至近期的媒体批评和文学终结论,说明解构在其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国内对米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论文方面。据CNKI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国内专门研究米勒文学理论的相关学术论文共80多篇,其中硕博论文共16篇,期刊论文60余篇。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可将研究米勒的5篇博士论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考察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为目的的论文。如张青岭的博士论文《论希利斯·米勒的解构批评》(2006),考察了米勒文学批评活动的流变历程及米勒的“重复”、“叙事线条”和“践行”三个理论焦点。第二类是以米勒的文学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如肖锦龙的博士论文《希利斯·米勒文学观的元观念探幽发微》(2006),分析考察了米勒文学观的演变过程,探究了其文学观的元观念及创新点,揭示了其文学观的盲区和局限性。第三类是研究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的论文。如王建香在博士论文《文学述行:当代西方文论中的言语行为视域》(2008)中讨论了米勒的阅读伦理观,并认为它是米勒文学述行观的集中体现。郭艳娟的博士论文《阅读的伦理:希利斯·米勒批评理论探幽》(2009)重点讨论了米勒的阅读伦理观和言语行为理论。王月的博士论文《希利斯·米勒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研究》(2012)对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辨析。

  关于米勒学术思想研究的硕士论文共11篇,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研究米勒学术思想的转变及其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如贾悦在硕士论文《论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与其意识批评的关系》(2011)中分析了米勒从意识批评转向解构主义批评的原因,并深入探究了两种批评思想之间的断裂与延续。陈中雨的硕士论文《希利斯·米勒解构主义文学思想及其中国接受研究》(2011)在介绍米勒解构主义思想的同时,通过对米勒文论思想与中国文论建构之间关系的勾勒,探究跨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接受和阐释问题,并反思了跨文化语境中文论的误读现象。第二类是关于米勒解构主义时期文学理论的研究,如肖峰的《叙述中的多重线条--论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叙事理论》(2007)重点探讨了米勒在《解读叙事》中研究的叙事线条问题。刘明月的《J.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观辨析》(2013)阐述了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观念,并对其进行了独到的辨析。余双梅的《论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阅读观》(2014)从理论来源和策略介绍等方面对米勒的解构主义阅读观进行了评析。第三类是对米勒重复观的研究,如王冰冰的硕士论文《论希利斯米勒的重复观》(2007)深入地把握了米勒的重复观及其理论的独特性与价值,并结合当今中国的文学批评现状,指出了其启示意义。齐晓雨的《J·希利斯·米勒的重复观解读》(2010)在详细阐述重复观内涵的同时,以中国当代作家毕飞宇为例,运用米勒的重复理论对毕飞宇的创作进行解读,为解读毕飞宇的小说找到了新的视角。第四类是关于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的研究,如秦志敏的《论争与启示--希利斯·米勒的言论与中国学者的反应》(2006)通过探讨米勒有关文学终结的言论在中国引发论争的缘由和误读的原因,提出米勒的理论对中国本土理论创建所具有的启示意义。曾珍的《宣言亦或忧思--J·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论”研究》(2007)则讨论了米勒文学终结论提出的理论契机、理论内涵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第五类是对米勒文学语言观的研究,段德宁在《希利斯·米勒的文学语言观研究》(2009)一文中,从文学语言的视角出发,揭示出米勒在不同时期对文学语言的不同认识,以及这些认识的理论来源。屈永菲的《叙事批评领域的游牧--米勒的叙事修辞观》(2011)将米勒的叙事修辞观放在共时与历时的双重背景下进行研究述评,指出其修辞观的本质在于语言的异质性。

  另外,刊登于期刊杂志的论文总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类:(1)有40多篇主要探讨米勒的“文学终结”问题。(2)有20多篇探讨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观。(3)有10多篇主要讨论米勒的叙事学理论和小说理论。(4)有2篇讨论了米勒的比较文学观。(5)有2篇综述了近年来国内的米勒研究状况。(6)有2篇分别讨论了米勒的意识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学术界关于米勒的研究现状可以说宏观介绍的偏多,个别研究的较少;对其解构主义批评侧重较多,其他阶段的批评研究较少;对其文学理论探讨较多,批评观念和批评实践活动却未给予充分关注。因此,目前对米勒的研究状况,为本文探讨米勒的文学批评观提出了新的任务。

  第1章米勒对文学语言和文本的认识

  在漫长的中西文论长河中,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围绕“文学是什么”所进行的思索从未停止过,它一直伴随着人们探索文学意义的脚步前行。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存在,其自身一直散发着神秘而不确定的光彩,这种光彩使得人们很难用一种准确而严密的话语进行把握,因而不同语境中的理论家纷纷以独特的视角对其进行不同维度的界定。米勒作为当代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代表人物,也对文学中的两大要素--文本和语言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米勒对文学语言和文本的认识亦直接影响着其文学批评观的形成。

  1.1文学是世俗的魔法

  在米勒看来,文学的世界是神秘而奇异的,这种神秘和奇异召唤着读者和批评家进入文本,对文本进行鉴赏或评价。他认为,文学是一种可以被称作“世俗魔法”的东西。

  对于读者和批评家来说,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敞开着一个全新的世界。对此,米勒曾在《文学死了吗》中引用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的《亚当·比德》(AdanBede)中的句子印证自己的观点:“埃及魔法师把一滴墨当做镜子,竭力为每一个偶然来此的人,揭示遥远过去的幻像。我要为读者诸君做的就是如此。我要用我笔端的这滴墨,给你们看希斯洛伯(Hayslope)村的木匠和建筑者约拿森·伯格先生(MrJonathanBurge)宽敞的作坊,在公元1799年6月18日那一天是什么样子。”①这段话巧妙地将作者笔端的墨水比喻为埃及魔法师的神奇魔法,墨水写出来的、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词语,与神奇魔法具有相同的效力。通过它们,读者和批评家可以参与和见证文本中的虚拟世界。因此,可以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施加在读者身上的“世俗魔法”.文学作为召唤读者和批评家进入文本世界的“世俗魔法”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文学文本包含自己的秘密;另一方面,文学文本制造新奇的梦境。

  1.1.1包含秘密米勒认为,文学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永远不把自己的秘密揭示出来。而这个特征也是文本召唤读者或批评家进入文本世界,进而产生文学批评活动的基础。在《文学死了吗》中,米勒曾明确指出:“掩藏秘密,永远不揭示它们,这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①文学文本是一种模糊信息的载体,它是用具有含蓄性、情感性、隐喻性、象征性的非指涉性语言表现人们的生活、想象的世界以及人们的思想感情的方式。因此,文学作品中包含着许多意义的空白和未定性。我们在阅读和批评文学作品时,只能通过纸张上的文字进入文本中的世界,对于那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文字描述的多少决定了我们知道的多寡,我们没有其他途径了解更多的信息。而文学作品对于读者和批评家来说,最大的魅力亦在于此。它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而且通过保守自己的秘密,让读者和批评家积极地参与到文本中,以创造性的方式接受文本。米勒对文学文本的这一认识与伊瑟尔的“本文的召唤结构”的文学接受理论相类似。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力。”②也就是说,文学文本的这种包含秘密或言包含“空白”和不确定的特征,召唤着读者和批评家将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未定性和空白与自己的经验及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这样有限的文学文本便有了无限意义生成的可能性。文本中的秘密和空白是激发读者和批评家的想象,从而完成文本、形成作品的一种动力因素。

  米勒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是一个见证,而且是关于那个虚拟世界的唯一见证。它以有限的文字、刻意的留白、含蓄的语言创造了一个无限丰富的想象的世界,那个世界等待着读者和批评家以自己的方式来充实它、再造它。对此,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中举出了诸多例证。比如,库切(J.M.Coetzee)的小说《福》(Foe)(1986),主要讲述了一位女性失事人苏珊·巴登(SusanBarton)流落到只有克鲁梭(Cruso)和星期五的荒岛的故事。星期五的舌头被贩卖奴隶的人割掉,所以他无法说话。文本中的秘密就发生在苏珊和无言的星期五身上--苏珊在星期五只穿了一条飞扬的袍子裸体跳舞时看到了一些真相,但在文本中的叙述比较模糊。“一直朝我隐藏的东西显示了出来。我看到了。

  或者,我应该说,我的眼睛睁开,见到了眼前的东西。我看到了,并相信我看到了……”③关于她究竟看到了什么,她并没有告诉读者。沉默的星期五和苏珊的模糊叙述使读者可以随意编织关于他的故事。

  文学作品中永远无法为读者所知的东西是其得以存在的意义。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让读者对其葆有永不止息的好奇心,并召唤读者和批评家到文本中探索、追寻,进而在文学批评中发掘出作品的丰富意义和神奇魅力。

  1.1.2制造梦境

  米勒认为,制造梦境、创造虚幻的现实图景是文学召唤阅读和批评的另一个基本特征。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中指出:“梦境最伟大的表达就是但丁(1265-1321)的《神曲》。一直到雪莱(1792-1822)《生命的胜利》(1822)(TheTriumphofLife),甚至到最近的书中,梦境作为一种体裁仍活跃着……中世纪的梦境与我的文学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假定梦中窥见的是一个单一的超自然世界,而对我来说,每部作品都通向一个不同的世界”

  这即是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制造着一个独特无比的梦境。这个梦境是由文字汇聚而成的,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世俗梦境”.每部文学作品都通向一个独立于现实之外的虚幻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涅瓦河畔的幻觉中窥见的超现实--一个全新的、不确定的、陌生又奇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存在于特洛洛普想象中的现实世界--一个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的世界……米勒认为顺利进入文学作品的梦境,得益于文本开篇的话语。文学作品的开头就仿佛那句具有魔力的咒语--芝麻开门。只需要短短几句话或几个词语,读者就变成了那个梦境的见证者和观察者。比如弗兰兹·卡夫卡(FranzKafka)《审判》(Derprozess)的开头:“肯定有人造谣中伤约瑟夫了,因为一天早晨,他根本没做过什么坏事就被捕了。”②仅仅用几句话,便打开了文本世界的大门,读者不论身处何处,这些词语都会将其带入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认识那个世界的人、事、物。

  文学文本的开篇往往是创造性的,它会突然将读者带入一个虚构的世界,因而,文学文本作为世俗梦境往往具有暴力性的特征。这种暴力性通常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作品的开头都是侵入式的,它会吸引读者的注意,打断其正在做的事,以这样的方式将读者带到语言创造的梦境中。另一种暴力是指以暴力为内容的开头。这种暴力往往牵涉到死亡、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ButlerYeats)的《丽达与天鹅》(LedaandTheSwan)的开头:“突然的一击:巨大的翅膀,停在摇晃的少女上方。她的大腿被黑暗之网爱抚着。”①即将读者带入一种性暴力中。但在米勒看来,这种暴力不会使人产生恐惧感,反而能够带给人一种愉悦的体验。因为尼采曾经说过:“如果要有艺术,如果要有任何行动和观察的美学,一个生理前提不可或缺:狂热。”②此即是说,进入文本世界必不可少的生理前提是狂热,而文学作品中的暴力、死亡以及语言的非理性,都是将读者带入苦乐交融梦境的必要因素。

  陌生性是文学作为“世俗梦境”的第二个特征。米勒指出,文学作品所制造的梦境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每个梦境都是独特的、陌生的、个体性的。因而,也就决定了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状态是疏离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与其他的作品不同,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对现实世界所做的不可替代的补充。米勒同德里达一样都认为每一部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真实。德里达曾经把文学比喻成一个卷成球的刺猬,米勒对此深表赞同。后者曾在《文学死了吗》中指出:“对我来说,每部作品也是一个单独的空间,周围都有刺一样的东西保护着”③。因而,在米勒看来,作品与作品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每部文学作品都为我们制造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白日梦”,这一梦境吸引读者进入,等待读者和批评家对其进行再创造。

  在米勒看来,文学文本是世俗的魔法,它一方面包含自己的秘密,另一方面制造独特的梦境。文本中包含的秘密和意义空白可以在批评家的积极参与和能动创造下,产生丰富的意义。而文本制造的梦境则可以吸引读者和批评家进入这个超现实的世界,狂热地沉迷于这个世界。文学文本的这一特征是批评家进入文本进而进行文学批评的基础。

  1.2文学是施行语言

  米勒认为文学是施行性的语言,它不仅具有陈述事物的描述功能,还具有用词做事使事情发生的施行功能。米勒关于语言具有施行(performative)功能的观点是其来源于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Austin)。后者曾提出一套对西方理论思想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往人们关于语言的看法是:它用来记录或者复述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具有描述性。而奥斯汀认为,语言不仅具有呈现事物、表现真理的描述(constative)功能,还具有用词语做事的施行功能。但他将语境看作制约言语行为的因素,而没有意识到这是由语言的内在结构和法则决定的,因而米勒批判地吸收了其理论,认为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其不仅是被动记录和重现现实的工具,而且是主动地建构新现实、创造新的生活图景,建立新的生活范式的形式。文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揭示真理,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生活,而且是为了树立新的生活信念和规范、引导人们走向新的生活。由于文学语言具有施行的性质,因而读者和批评家的阅读就具有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文学阅读可以使读者和批评家进入超现实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阅读具有构建现实的作用,因而需要读者沉浸于文本的同时,对文本作出分析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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